進入8月之後，北京迎來了一段時間的“桑拿天”，氣溫高、濕度大，公眾感到悶熱難耐。施洪波介紹，北京“七下八上”（即7月下旬到8月上旬）主汛期階段，正好是全年水汽比較充足的時段。近期隨著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北抬，北京地區濕度加大，氣流下沉導致增溫作用明顯，引發了高溫高濕的悶熱天氣。這種天氣的實際氣溫一般不會特別高，但當它跟濕度結合起來後，便會加重悶熱感，讓人們汗流不止。在沒有降水的情況下，天氣會穩定維持這樣的狀態。這也是北京氣候的常態，屬於正常現象。

174570339309511　　至於你關心的“薩德”問題，我想指出的是，美方在韓部署“薩德”係統明顯損害中國的戰略安全利益，中方已多次向韓方表明關切。韓國政府正式對外作出“三不一限”的政策宣示。中方重視韓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基於雙方的諒解，中韓雙方階段性穩妥處理了“薩德”問題。在此次中韓外長會談中，雙方就“薩德”問題又深入交換了意見，闡明了各自立場，增進了相互了解。雙方同意重視對方合理關切，繼續審慎處理和管控好這一問題，不使其成為影響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絆腳石。

　　對於“芯片法案”中的相關內容，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10日發文表示反對。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認為，法案中的條款歧視性對待部分外國企業，凸顯美意在動用政府力量強行改變半導體領域的國際分工格局，損害了包括中美企業在內的世界各國企業的利益。一方麵，這是典型的專向性產業補貼，不符合世貿組織的非歧視原則；另一方麵，法案將部分國家確定為重點針對和打擊目標，導致企業被迫調整全球發展戰略和布局。尤其是法案對“任何受關注的國家”界定寬泛，無限擴大了執法的自由裁量權，具有典型的泛政治化色彩，各國企業經營活動麵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

　　當本刊記者和孫誌宇聊起文件上的標準，正在為防疫奔波的孫誌宇發來語音感歎：“咱是一心想給患者服務好，可是實在沒條件啊！”他說自己也曾去過河北省安寧療護試點單位邯鄲市中心醫院考察學習，看到了相對完備的“安寧病房”配置標準，但這些都是他一個“搞保健的”不敢想象的。那些理念對孫誌宇來說太縹緲，眼下他更在乎的是如何讓病人“不痛苦”，他告訴本刊，作為醫生，他不得不麵對一個尷尬局麵：衛生院沒有使用強效止痛藥的資格。如果連終末期病人的疼痛都不能處理，那病人怎麼能夠安寧離世呢？

　　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指出，當前全球化遭遇逆流，個別國家將經濟政治化、貿易工具化、標準武器化，破壞全球產供鏈穩定。作為全球自由貿易體係的受益者和建設者，中韓雙方應當共同抵製這種違背市場規律的行徑，共同維護兩國和全球產供鏈安全穩定。雙方同意加快中韓自貿協定第二階段談判，爭取盡快達成一致。雙方同意就維護產供鏈穩定事宜開展對話，致力於產供鏈完整、安全、暢通、開放和包容。堅持貿易投資自由化，遵守世貿規則，堅持非歧視、非排他、公開、透明原則。

　　同時我也特別注意到，施毅大校有關常態組織台海方向戰備警巡的表述，也被外媒特別關注，甚至與之相應的英文表述， “new normal” 即“新常態”，也成為英文主流媒體報道台海事態的一個熱門關鍵詞。甚至這輪台海危機的美方始作俑者佩洛西也以此說事，昨天在華盛頓一場簡短記者會上公開叫囂，美國不能讓中方在台海建立“新常態”，她的原話是，“What we saw with China is they were trying to establish sort of a new normal。And we just can’t let that happen。  

　　孫誌宇算過一筆賬，養老院剛開辦的時候，接來了原來住在鎮養老院的11個“五保戶”老人，相當於“幫政府解決問題”，因此拿到了民政部門25萬元的補貼。但這些五保老人免費入住，養老院每季度隻能拿到政府補助給他們的每人570元生活費，飲食、取暖、醫療、服務各項費用算下來，“住五保老人賠錢”，養老院隻能借債運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必須麵向社會接收老人，入住費用每月1000元到3000元不等，這樣才在第七年勉強達到了收支平衡。

　　海外市場對於寧德時代正變得愈發重要。公司年報數據顯示，2019年海外收入僅占寧德時代全部營收的4.37%，2020年迅速增長至15.71%；2021年，公司有278.7億元收入來自海外，占全部營業收入的21.38%，同比增長252.47%，遠超過當年國內收入141.64%的同比增長率。在毛利率方麵，海外市場也有明顯優勢，2021年，寧德時代在國內的毛利率為25.14%，而海外市場毛利率則達30.48%。

　　對於“芯片法案”中的相關內容，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10日發文表示反對。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認為，法案中的條款歧視性對待部分外國企業，凸顯美意在動用政府力量強行改變半導體領域的國際分工格局，損害了包括中美企業在內的世界各國企業的利益。一方麵，這是典型的專向性產業補貼，不符合世貿組織的非歧視原則；另一方麵，法案將部分國家確定為重點針對和打擊目標，導致企業被迫調整全球發展戰略和布局。尤其是法案對“任何受關注的國家”界定寬泛，無限擴大了執法的自由裁量權，具有典型的泛政治化色彩，各國企業經營活動麵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